繼長江保護法實施后，我國第二部流域法律來了。10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黃河保護法》（以下簡稱黃河保護法），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為何專門為保護黃河立法？這部法律有何特點？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制定哪些“硬規矩”？針對網友關心的問題，人民網“強觀察”欄目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

“量身定制”讓保護黃河有法可依

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是連接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的重要生態廊道。但經過幾千年的開發利用，今天的黃河流域，水少沙多、水沙關系不協調導致的生態系統脆弱、水資源短缺、洪水泛濫等人與自然不和諧的問題十分突出，已成為嚴重制約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

“基于黃河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意義，必須為黃河流域‘量身定制’專門法律，徹底解決黃河流域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呂忠梅表示，以流域為單元進行專門立法，是現代水事立法的重要特征。黃河保護法把握黃河流域特點，緊緊抓住黃河保護主要矛盾問題，為在法治軌道上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是我國全面推進“江河戰略”法治化的又一標志性立法。

堅持問題導向 打出制度“組合拳”

黃河保護法包括總則、規劃與管控、生態保護與修復、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沙調控與防洪安全、污染防治、促進高質量發展、黃河文化保護傳承弘揚、保障與監督、法律責任和附則11章，共122條。

“黃河保護法根據黃河流域的自然、社會、經濟、文化特性，制定了一部‘很黃河’的法律。”呂忠梅認為，首先是明確將涉及黃河流域“資源”“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的相關活動納入這部法律。其次是以規劃為統領、以生態保護與修復為核心、以解決黃河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為導向的立法體例，彰顯了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在保護、要在治理”的特殊性。此外，堅持問題導向，打出制度“組合拳”。

記者注意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在回答記者采訪時表示，黃河流域最大的矛盾是水資源短缺、最大的問題是生態環境脆弱、最大的威脅是洪水、最大的短板是高質量發展不充分、最大的弱項是民生發展不足。

“黃河保護法覆蓋了黃河保護治理中的一系列焦點問題。”呂忠梅舉例，緊緊抓住水沙關系調節這個“牛鼻子”，提出從水土流失整治、水沙調控體系、實行流域水沙統一調度、發揮灘區沉沙功能、河道清淤疏浚、規范采砂活動等全方位入手，采取了辨證施治、綜合施治的“中醫”療法。

統籌協調 破解“各自為政”傾向

黃河保護和治理中的一個現實問題，即是流域內跨行政區域較多，在缺乏統一的法律規范前，容易出現效率低下乃至“各自為政”的傾向。

對此，法律明確，國家建立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統籌協調機制，全面指導、統籌協調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工作，審議黃河流域重大政策、重大規劃、重大項目等，協調跨地區跨部門重大事項，督促檢查相關重要工作的落實情況。

“黃河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整體，黃河保護法既從全局‘一盤棋’的角度考慮問題，又充分考慮到上中下游的差異。”呂忠梅表示，此法不僅對黃河流域進行了專門界定、確立了流域保護的基本原則，而且建立了國家層面的流域統籌協調機制和省際河湖長協調合作機制，明確了黃河流域管理機構、黃河流域生態環境監督管理機構的流域統一治理管理職能，形成了“重大事項國家統籌+重點事項流域機構統管+相關事項省際協調合作”的流域治理管理體制機制，為解決“九龍治水”問題提供了體制基礎。

“督政”與“督企”緊密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黃河保護和治理是系統性的、綜合性的，并不僅限于生態維度。比如，黃河保護法也把促進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擺在重要位置。那這部法律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提供哪些保障？

對此，呂忠梅表示，黃河保護法是“督政”與“督企”緊密結合的法律，體現了“政府主導、企業主體”的現代環境治理體系基本要求。

呂忠梅認為，黃河保護法首先明確了政府責任，包括對黃河流域的規劃布局、高質量發展戰略、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和剛性約束制度、水沙調控與防洪安全保障、污染防治、生態修復、資金投入、生態保護補償等方方面面。其次細化量化了處罰標準。違反本法規定，將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報經有批準權的人民政府批準，責令關閉。此外，對構成犯罪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我國生態環境領域立法工作取得顯著成效，加上這部法律，已經有30多部。下一步，要對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法律進行認真梳理，力爭盡快啟動環境法典編纂工作，為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呂忠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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